《蒙面骑士——萨帕塔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文集》序言（二）

　　这也正是萨帕塔运动和副司令马科斯所创造和启用的一个全新的面向。无名与命名、倾听与动员、个人与群体。马科斯，也可以称为“无名”，但他以这无名为玛雅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文化、印第安历史和苦难命名。他称自己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副司令，而整个部队却拥有其他若干名司令；总司令的位置始终空缺。一如马科斯告诉记者的，在萨帕塔运动中，拥有全面、绝对指挥权的，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员会——由玛雅各族群的长老和公共投票产生的族群领袖组成。萨帕塔运动是20世纪革命史上第一次，是否武装起义的决议不是少数领袖人物做出的，甚至不是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内部民主决议，而是整个萨帕塔社群：一个个族群、一个又一个村落，所有男人、女人和已经懂事的孩子，公决确定的。他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骄傲地拒绝了圣克利斯托瓦尔大教堂谈判中政府提出的全面招安式的和平建议。马科斯承认（他也曾反复地叙述），他们最初来到恰帕斯山中的时候，自命为先知和动员者的角色。但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立刻遭到了原住民的拒绝。在黯然离去和如切那样顽强地留下来，最终被出卖、被杀害之间，他们创造了第三种可能：留下，不是去言说——动员和说服，而是倾听和学习。这不仅是字面义：学习诸多玛雅不同部族的语言，而且是将自己投入、浸淫在玛雅文化之中。但那并非权宜之计。这一角色的转变，以迥异于现代世界的逻辑、思维改变了未来的萨帕塔运动的路径和面貌，改变20世纪革命的经典模式：城市无产阶级暴动、或农村包围城市、或建立游击中心；尤其是从内部动摇着、至少是反省了革命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与极权主义倾向。一如马科斯形象的悖论或曰辩证：他是独一无二的偶像，公认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但他却又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一次富于原创、别出心裁的虚构。

　　而马科斯写作中最著名的两个系列：安东尼奥老人系列、和小甲虫杜里托系列凸现了萨帕塔运动及其文化的有趣特征。在安东尼奥老人系列，马科斯是一位倾听者，一个晚辈，一名学生，智慧的印第安老人不仅在为他答疑解惑，而且为他勾勒出一种陌生而美丽的乌托邦世界。所谓马科斯，只是面对着一种古老、伟大的文明与智慧的躁动的青年。而更为迷人的则是马科斯笔下的小甲虫杜里托——一个萨帕塔运动运动政治上的敌人和对其嗤之以鼻的轻蔑者也由衷喜爱的形象，马科斯写作最为清晰可辨的后现代印痕之一。“他”——杜里托/小硬壳妄自尊大、童趣盎然、气指颐使又自恋脆弱。最为有趣的是，在杜里托系列中，是小甲虫杜里托自称游侠骑士，不时发表着夸张造作、激情汹涌的演说，充当着颇为精妙的、对西班牙语世界最为的伟大的作品和角色：堂?吉诃德的戏仿版；而副司令马科斯，则是他的“邋遢侍从”、“小厮”、实惠、庸常的桑丘?潘沙（在另一些时候，这组合则成了福尔摩斯和华生）。在西语世界、尤其是在西语拉丁美洲，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从不只是荒唐笑柄，而且是一种极为内在的精神偶像，一种有自觉和自嘲于其中的理想主义象征。人们或许记得，当切?格瓦拉放弃了他在古巴二号领袖的地位、重上世界革命的战场之时写给母亲的告别信：“我脚跟再一次碰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那一时刻，他无疑在自比堂?吉诃德。一如英国作家格林所言，在那些并不认同社会主义理念的人们中，切?格瓦拉、古巴所象征的，正是“勇敢、骑士精神与冒险，这些概念在今日世界的超级权力之间渐次转换为交易的考量；他向我们表达了某种希望：胜利并不永远伴随着大队人马而到来。” 然而，在马科斯这里，“我”却成了不断遭到杜里托/堂?吉诃德叱骂的桑丘——卑微的侍从、低下的追随者、“现实良知”的所在。尽管毫无疑问，马科斯、萨帕塔运动续写着拉丁美洲浪漫主义革命传统的最新篇章，小甲虫杜里托无疑是马科斯一重自我的投影。面对着后冷战、后革命年代的全球中心监视塔结构，面对华丽的废墟与喧嚣的荒原，马科斯不断地将自己的理念与实践书写为梦、狂想，书写为疯狂与谵妄，书写为德国导演荷索的影片《陆上行舟》中菲茨卡拉多的丛林歌剧院。但在杜里托的故事中，他分身为二：既是堂?吉诃德，又是桑丘?潘沙。事实上，在马科斯的公报与书信中，他不时分身为三：杜里托、“我”/El Sup和“我的另一个自我”——真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趣味盎然、机智幽默间，读者可以体认出一份巨大的孤独。如果说那是一份个人的孤独，那么它同时是面对大失败之世界的战士的孤独，一份“荷戟独彷徨”的落寞。然而，马科斯正是在其公报与书信中将这份孤独与落寞的情怀转换为某种呼唤认同与支持的吁求。于是，在杜里托故事中，一个硕大的自我和一个渺小的自我，一份狂悖与一份谦卑，一份充裕的喜剧感和自觉的悲剧意识，便以机智、风趣的方式并存且面世。 1994、1995年之交，伴随着墨西哥总统大选中政治斗争、政治丑闻与谋杀、新自由主义经济下濒临总崩溃的金融危机，萨帕塔运动和马科斯进入了其政治声望的又一个巅峰期，马科斯对权力机器的威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种种危机中当选的革命制度党新一任总统塞迪略将揭露马科斯的真实身份、“解决”萨帕塔运动威胁，当作了头等大事。但是，有关情报机构仍然无法确认马科斯为何许人。他们朝向曾“犯有前科”：介入过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中美洲游击战的、及参与墨西哥局部游击战/跳蚤战的墨西哥人的“侦破”均告徒然。政府有关马科斯的通缉描述，简直更像是形象广告：“20-30岁之间，浅肤色，绿色大眼睛[另一版本则是“金发碧眼”，政府通缉中这一的错误，成了此后马科斯以自己眼睛的颜色开玩笑的起因]，讲三种外语。”正当情形陷于胶着之中，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令萨帕塔运动和马科斯的处境突然恶化。1995年2月8日，一个自称曾化名为丹尼埃尔司令的、马科斯的前战友为政府提交长达11页的情报，供出了马科斯真实身份的权威版本：所谓马科斯，名为拉法埃尔?塞巴斯蒂安?纪廉（Rafael Sebastian Guillen），1957年6月19日生于墨西哥海滨城市坦皮科，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家具零售商，同时是“业余诗人”，母亲为教师。拉法埃尔是这个多子女家庭中的幼子，毕业于墨西哥自治大学，曾以关于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图塞的批判性论文获得哲学学位，后任教于以激进政治行动而著称的大都会自治大学。这所建立于1973年的大学原本是1968年学潮之后政府为转移墨西哥自治大学的激进政治力量，在巨大的墨西哥城的边缘建立的一所大学。当纪廉任教于该校的理论分析系之时，曾以激进左翼立场、阿尔图塞小组和符号学课程、学生的爱戴及堪称精妙的稚拙派壁画而著称。1983年，纪廉作为墨西哥民族解放阵线的秘密成员，加入了诸多“12人旅”（大约是仿效古巴革命中进入马埃斯特拉山的12名格拉玛号的幸存者）之一，深入恰帕斯原住民社区。同年11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拉坎顿丛林深处宣告成立。对于他昔日的同事与世人说来，他成了拉丁美洲众多的自愿“失踪”或被迫“人间蒸发”的人群中的一个。直到1994年，他以副司令马科斯的名字震动世界。
　　对于已全面陷入困境的墨西哥政府而言，这份情报或曰供状不谛[不啻]天降救星。2月9日晚，在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临时宣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检察长助理出示了一张从证件上复制的呆板照片，尔后极为戏剧性的将一张副司令马科斯的幻灯片重合上去：举座皆惊。检察长助理一次次地将纪廉的证件照从马科斯的幻灯片背后抽取出来，又一次次地将幻灯片叠加上去，以便记者们清楚地看到两双眼睛——马科斯惟一裸露出来的相貌特征——高度一致。那动作极像手艺不甚娴熟的魔术师在表演“大变活人”，也成为名符其实的“揭去面具” 。在公布了副司令马科斯的真实身份之后，总检察长宣布了对纪廉及其他23人的通缉令，同时宣布：政府将派遣数千士兵深入萨帕塔人控制的区域“协助执法，缉拿嫌犯。”至此，在长达一年之久的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相持之后，政府军上万兵力全线开进萨帕塔人控制区域。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瓜达卢佩台培亚村，即阿瓜斯卡连特斯，当然首当其冲。军用直升飞机几乎降落在副司令马科斯所住的棚屋的顶上，相差不足三米。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司令部及副司令马科斯就在进攻发起的2小时前方才撤出村外。政府军冲进了马科斯的小屋，毁掉屋内堆满的书籍，像对所有的原住民萨帕塔人的家庭一样，政府军复仇、亵渎式地粉碎了屋内的一切。与此同时，无数支只巡逻队、配备了大量警犬的武装警察部队开始在整个地区大规模地搜捕马科斯和萨帕塔运动领袖。曾为马科斯拒之门外的官方背景的媒体（诸如维萨和阿兹泰克电视台）此时奉命随军拍摄。但在镜头之外，拉丁美洲反抗历史上“例行”的一幕上演了，到处是逮捕、拷打、强暴和毁灭。萨帕塔运动领导人的棚屋被涂上了白色的标志以资辨认。同情萨帕塔运动的记者指出：这一切极象圣巴托罗缪之夜或纳粹大屠杀。如阿尔玛?吉列尔莫普列托实事求是、但听上去颇富反讽的说法是，“如果用拉丁美洲的标准来衡量，政府军其实保持了高度克制。”而同时在墨西哥各地出现了比23人的通缉令的规模要大得多的搜捕行为：纪廉的前女友、坦皮科市纪廉儿时的邻居、今日的反对党领导人……都遭到逮捕。而恰帕斯的一个普通鞋匠也成了众多被逮捕的嫌犯之一，当他满脸伤痕地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他被控的罪名是“向萨帕塔人传授制鞋技艺”。以此为开端，政府陆续派遣了6万正规军进入萨帕塔地区，开始了长达七年的 “低密度战争”。

　　如果我们将萨帕塔运动的12年视为一部壮观的大型剧目的话，那么，政府惟一一次拿到好牌的机会，便是这次“揭秘”之举。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破神秘莫测、高来高去的马科斯的真实身份，彻底粉碎马科斯神话，抹去他超凡魅力的光环；更在于还他“本来面目”：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后现代革命者，符号学游击战、或赛伯空间游击战的创造者，无外乎是一个“老旧”且“面目可憎”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一个激进的、行动派大学教授。或者如CIA背景的美国“报人”丹尼尔?詹姆斯对切?格瓦拉的定位：一个花衣吹笛人：以曼妙的笛声迷住众人，将他们一步步引向死亡的峭崖 。然而，这张好牌的效应不足72小时。面对政府的揭秘，原住民革命委员会、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立刻予以否认，同时发出了一个此后数年将在墨西哥和世界许多地方回荡的呼声：“我们都是马科斯！”

　　而通缉令发出的三天之后，从“墨西哥东南群山之中”发来政府进剿之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第一份公报，当然也是被揭露了“真实身份”后的马科斯的第一份公开信：《萨帕塔人提升了墨西哥原住民鲜血的价格》。在义正辞严地痛斥政府暴行之后，如马科斯惯常的文风，出现了精灵古怪的附言：

　　“我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另一个‘马科斯’，据说他是坦皮科人。听来不错，一个美丽的港口城市。我记得我曾在[坦皮科州附近的]马德罗城的一家妓院当保镖……。‘又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仍不弃其自恋：那么……这个新的副司令马科斯可否[是否]英俊？因为最近他们派给我几个实在丑陋的家伙，害的我的女性笔友深感幻灭。‘又及’清点着时间和弹药：我有300发子弹，所以会试着吸引299名士兵和警察来抓我。（传说中我弹无虚发，想不想来证实一下？）既然有300发子弹，干吗是299个兵？是了，最后一颗要留给知名不具的发信人。大结局就将这样出现，一颗子弹成了这孤独之心的惟一抚慰。又一次道别了。祝你健康，在她的心里可为我留有一小点位置？（署名）副司令，以骷髅卖弄风情的姿势重整他的滑雪帽。” 马科斯确实“重整了”他的“滑雪帽”。如果说，揭秘行动曾一度使某些时尚中人与另类青年热情褪色的话，那么，这写在重兵围剿与军警大搜捕中的、充满马科斯特有的机智、调侃与爱欲（或干脆称之为色情兮兮）风格的言辞，片刻间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这另类偶像的赤诚。通缉令数天之后，墨西哥城和其他大城市爆发了数万人参与的抗议示威。示威者抗议对马科斯等人的通缉，要求立刻停止围剿，停止对萨帕塔人的屠杀和迫害。数万人在都市街头高呼着：“我们都是马科斯！”被称作“萨帕塔人的约翰?里德” 的美国记者约翰?罗斯写道：他遇到了一位显然颇为高雅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后者走在YX的队列中，十分惶惑地自问、也是回答记者：“我从不参与这种事儿。可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在国际社会上，艾柯——著名符号学家、中世纪史学家、《玫瑰之名》、《福柯摆》等全球畅销书的作者，首先向萨帕塔人发表了声援信，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和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根廷的人权运动领袖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和危地马拉维护原住民权力的斗士里戈韦塔?门琴?图姆及全球各界知名人士。同时，在巴黎、巴塞罗那、柏林、斯德哥尔摩、圣地亚哥、马德里及意大利全境，爆发了萨帕塔运动支持者的声援示威。人们在墨西哥使馆门前以各种语言高喊着“我们都是马科斯！”

　　在围剿开始的第一周之中，传媒不断惊报“已然抓获马科斯”的消息，其中一次，竟然是在同一天内、两处同传“抓获马科斯”的“捷报”。很快便证明，被抓获的所谓“副司令马科斯”，一个是经历车祸至今仍神志不清的老神父，一位是外国的鸟类观察家，另有一个是曾参与尼加拉瓜革命的、的确名为马科斯之人。更有甚者，便是军方报道了“击毙马科斯”的消息。对此的回应，便是马科斯的公报和书信（时而达每天万字之多）如雪片般地自丛林深处飞出。在“击毙马科斯”的消息传出之后，马科斯称此后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再一次与死神面对面，令马科斯的创造力呈现了眩目的迸发。这每日飞来的公报和信件逐日纪录着“战略转移”（或称“大逃亡”）中情境：与政府巡逻兵（“身着橄榄绿的死神”）近乎“零距离接触”；没有水、没有粮食，试图以尿解渴；拖着负伤的身体，攀上高山峭岩，穿越泥泞沼泽；“盖着猎户星座和军用直升机的噪音”，在暴雨的丛林中度夜；最终进入“只有野兽、死神和游击队的原始丛林”——杜里托/那尊贵可爱的小甲虫在那里正式登场，在丛林中经历“逆进化”——从人到猿。也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马科斯持续地书写着，以后现代式的拼帖、游戏的笔调书写他的抗议、政治论文、呼唤着市民社会、探讨着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及全球格局；以戏仿或近乎于色情的笔调撰写记忆、寓言和故事；和世界知名作家、学者们通信讨论着哲学、思想与斗争。有论者提到，马科斯1994-1995年之交的公报，犹如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日记》的遥远而震撼的回声 。

　　事实上，当政府军全线推进之时，人们曾推断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可能拼将一死。但这并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令人们始料不及：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未发一枪，全面撤退，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不曾与政府军发生过任何军事接触。只有马科斯以笔为剑。如果说，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全线撤退、战略转移绝非游击战史的特例，那么，作为惊人之首例的事实是，大举后撤的不仅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而且是整个萨帕塔社区。人们扶老携幼、背负着政府军过后幸存一点粮食、“财物”，追随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举部迁往大山、丛林深处。支持萨帕塔运动的传媒称之为“出埃及记”。那是一个极为壮观而惨烈的场景：在高速公路、山间小路上、在根本没有路径的丛林、山崖间，老人们拄着拐杖、孩子——年长些的背抱着年幼的，头顶着包裹、怀抱着婴儿、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妇女，行行缕缕、络绎不绝地行走着，越来越缓慢、却义无反顾。从政府军发动进攻的2月10日，直到这一年酷热的7月间，这迁徙方告一段落。等待他们的，是人类难于生存的丛林、饥饿和轻车熟路的死神。但萨帕塔社区的人们信守他们的公决：不投降，不妥协。

　　在国际舆论和市民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 3月政府军停止了朝向丛林腹地的推进，新的相持局面再度形成；但不断加派军队的行动仍在进行，终于6万政府军以铁壁合围之势紧紧地围住了只拥有数千人象征武装的萨帕塔人。继而开始的，是旷日持久的“语词的战争”。也就是在1995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危机全面爆发，股市崩盘，迫于美国压力而开始自由兑换的墨西哥比索在短暂的升值之后一落千丈，贬值达50%，原本数量惊人的外债此时变成了天文数字。失业与破产成了日常剧目。萨帕塔人及其支持者的洞见成了现实：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步入第一世界行列的许诺，此时成了南柯一梦。在萨帕塔运动——这场符号学游击战之中，最为突出的符号，无疑是萨帕塔人的蒙面形象。面具——滑雪帽或红帕子，便成了萨帕塔人的核心能指。对殖民统治500年间的玛雅原住民说来，当他们用面具遮住了自己的容颜，他们才第一次成了美洲、乃至世界传媒的焦点；他们才不再是一段古老而神秘历史的遗民，现代社会愚昧而麻木的奴隶；而是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政治力量，是向现代世界展现并阐释何为尊严的人群。用马科斯的表达，便是“我们是武装起来方才获得倾听，遮住面孔方始获得注视，隐匿了名姓方能获得命名的人们”。那面具是一面镜，映出你心中的反叛的呼唤：“在面具背后，我们就是你”。对每一个萨帕塔和萨帕塔运动的支持者说来，你蒙上自己的面容，你便成了萨帕塔运动的战士；你摘下面具，便“恢复”为一介平民。来自墨西哥和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汇入了萨帕塔运动的波涛和潜流；而萨帕塔人也正是在“出入”面具之际，以和平的方式直面着、规避着杀戮和暴力。于是，无疑是世界游击战史上的奇观：当政府杀入萨帕塔地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战士不是迅速撤离村庄，避走上山，而是摘下面具，下山返回村庄。当政府军声称他们从未遭遇到任何萨帕塔人的时候，他们可能正与一位萨帕塔战士交臂而过。而在漫长的相持之中，每次以人盾/血肉长城来和平阻止政府军侵入之时，政府军面对的，是蒙面人的海洋。这里，无所谓士兵与平民、军队与人民、萨帕塔社区与外来的支援者。

　　而面具无疑是马科斯魅力的来源之一。这固然由于面具令马科斯迷人而飘逸，墨西哥著名作家、记者、公共知识分子蒙斯瓦伊斯说，“不戴滑雪面罩的马科斯将不会被接受、也不具有上镜头性，更不会成为一个活着的神话”。而不无敌意的讥刺者则写道：这张蒙着面具的脸“使人直觉地感受到一位英雄，他是凌空出世的半神或一道永恒的闪电”，“在‘历史的终结’和全球化的开端之际，‘马科斯’犹如防火墙上一道突如其来的红色火焰。” 面具成就了马科斯的神秘与谜语——尽管Who is Marcos？的浪潮不再翻卷，仍没有人能在持枪蒙面的马科斯与哲学教授拉法埃尔?纪廉间划上等号。但更重要的是，面具令马科斯以迥异于其他拉美游击领袖的形象，凸现出后冷战喧嚣画面的世界图景径所遮掩了的画面；令他得以融入“土地之色”的人们中间：不是代言人，而是翻译者。

　　或许，由于“20世纪的所有记忆都是关于革命的记忆”，但每段记忆的终了处，却是革命被背叛、遭出卖的的纪录。因此，萨帕塔运动之初，便不断有人预言着运动的失败、至少是推测的其终了的形式。其中的内容之一，便是马科斯何时、如何摘下面具？对此，马科斯的回答是：当墨西哥摘下面具之日，便是马科斯除去面具之时。而“面具摘下之时，‘马科斯’便不复存在。”因为“马科斯”原本是这出剧目中的一个角色。

　　如果说，马科斯成功地以面具挪用了大众英雄佐罗的形象，从而消融了全球甚嚣尘上的、对革命、革命者的敌意和缺席判决；那么，鲜为墨西哥之外的世界和人们所知的是，面具不仅是墨西哥人深爱的、大众文化独有的形态，而且有着历史和现实斗争的传统。在墨西哥，不仅有着黑斗篷的蒙面侠士佐罗，有着面具戏剧的传统，面具也是鬼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在为墨西哥所深爱的自由式摔跤中，面具则是摔跤手必须的装备和道具。因此而诞生了一种墨西哥特有的大众文化偶像：蒙面摔跤手＋电影明星。名传遐迩的有：桑托（意为圣者，亮银面具）、“兰魔鬼”（海兰色面具）、“千面人”（彩色面具），他们都是著名的摔跤手，同时深受观众爱戴的、分别主演过50部以上通俗系列电影的明星。无论在摔跤场上，还是在影片中，他们都不曾摘下面具，面具是他们定型化形象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如佐罗，他们大都出演着惩恶扬善的喜剧英雄，在其影片的大团圆结局中第N次地战胜形形色色的邪恶、魔鬼，拯救美人、人民、墨西哥和世界。在墨西哥的蒙面英雄系列中，最富戏剧性的，却是当代墨西哥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超级邻居”。1985年，一场里氏8.1级的毁灭性地震袭击了超级大都市墨西哥城，800幢建筑坍塌，一万余人丧生，五万余人受伤，25万人无家可归。在震后重建的过程，一个自称“超级邻居”的蒙面人出现在墨西哥城。他身穿佐罗式的斗篷，头戴红黄两色的摔跤手面具，组织贫民窟社区的民众自救，为浩劫后的无家可归者代言，出面抗议政府救灾政策的不公。并自此成了墨西哥城深孚众望的民间政治家，活跃在众多的社会场域之中。尽管相当有趣的是，1994年8月，萨帕塔人在拉坎顿丛林中召开民族民主大会之时，“超级邻居”也出席了大会，并且在会上将作为他身份标志的红黄两色的摔跤面具作为礼物赠送给马科斯。一如墨裔美国学者伊兰?斯塔文斯所言：“早在前哥伦比亚时期，墨西哥人便迷恋面具。一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墙，它如同一张盾牌和一处隐蔽所。在墨西哥，面具无所不在”。“在那些大众文化英雄、所有那些穷苦人的辩护人中，蒙面的战士以其无言的面孔呈现着无数面孔。”

　　然而，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时光的这一端回望过去，我们间或“自然”地将副司令马科斯、面具、蒙面军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一切出自一次预先完成的天才设计。但回溯光阴的彼端并再度顺流而下，我们会发现，包括面具在内，萨帕塔运动、作为其战略家的马科斯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不断因势利导、见招拆招；或者，我更愿意颠倒马科斯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尖锐批判“愚蠢的即兴创作”，将萨帕塔人的战略称为“智慧的即兴创作”。这无疑是无选之选，是萨帕塔运动充满原创性的缘由；它因此成了千年之交，全球反抗力量的灵感来源，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晴雨表和导火索”。尽管无疑有着极为丰富的拉丁美洲革命传统，但经历了20世纪末的“大失败”，大部分的模式清晰显露了其缺憾、匮乏与弊端，几世纪累积的、革命的思想与实践资源都遭到了自我玷污或胜利者的妖魔化。反叛者重新开始的地方并非一无所有的荒原，而是一片狼籍的废墟。而且这不可能是单纯的力的角逐——因为强弱对比是如此分明，冷战的终结，只是令强者更强，弱者愈弱。所以它必然是、也只能是智慧的较量。 马科斯在许多场合多次坦诚地告知，1994年元旦萨帕塔运动起义之时，不论是作为领导人还是参与者都非常清楚，这次行动全无胜算可言。那不是在对客观情势、力量对比做出了理性的、有利的考量之后的决定，而是在宣战、呼喊、在社会的目击下战死，和在遗忘、沉默中死去之间的选择。事实上，那一年，整个萨帕塔社区放弃了播种，整个组织：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员会、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司令部都准备了一、二梯队。在除夕之夜奔赴圣克利斯托瓦尔的队伍不是去开启一次战斗、征服、胜利之旅，而是自觉踏上了不归之路。死亡，但首先被看到、被倾听。因为已别无选择，只有武装起义，才能让整个遭受到文明灭绝的印第安原住民的苦境闯入主流社会的视野。但马科斯拒绝将其“翻译”为“自杀行动”。“我们想活下去，但我们深知我们得做点什么让其他人能活着。为了让其他人能活下去，这是必冒的风险。也许我们会死在奋斗的过程之中，那是可能性极大的。但是，我们不是要执行一次自杀任务。我们准备去死，但我们不想死。” 似乎人类自然生命逻辑：“向死而生”的反转：这是向生而死。或许这便是所谓拉丁美洲浪漫主义革命传统的一部：人们自觉到自己的生命接续在一长串死者之后，一长串为了正义和自由而死的先驱；而正是那些死者辉耀我们的生命。而在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文化中，生与死原本是生命的不同状态。以马科斯别具一格的说法，便是：“这多少像将我们的血投入股市，指望能增值。”起义的第一周中，马科斯曾回答美国记者说：如果说生死一线间，那么，自起义的那个黎明起，他便踏在那条线上。每一天、每一刻都可能是生命的终了。这令马科斯的生命力如灿烂的喷泉般地奔涌。